“文澜阁”库书的西迁与回归

文澜阁始建于1782年，是年清廷四库馆编的《四库全书》（四部）告成，然两者并无关，直到后来乾隆又命续抄三部，方有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。之后两百余年，阁、书离离合合，屡经磨难。

成书于乾隆年间的《四库全书》，共缮写七部，分别藏于七处：北京宫内文渊阁、沈阳文溯阁、圆明园文源阁、热河文津阁，是为北四阁；镇江金山文宗阁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、杭州西湖文澜阁，是为南三阁。北四阁中，文源阁本毁于1860年英法联军火焚，文渊阁本在20世纪40年代移至台北故宫博物院，文津阁本从承德移藏于北京图书馆，文溯阁本在“文革”中从沈阳故宫移藏于兰州，现存于甘肃省图书馆。

南三阁中，文宗、文汇阁本已于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被毁，文澜阁本则另有一番曲折经历。

1861年冬，太平军攻占杭州，文澜阁倒塌，所藏库书散落民间。当时藏书家丁丙、丁申兄弟在街头发现散页后，冒死潜至文澜阁旁，抢救了一部分残籍，后又雇人收购回8689册库书，才使三分之一的《四库全书》得以劫后余生。战乱稍平，丁氏兄弟为补齐典籍，又招募百人，耗时11年，补抄余册。1881年，补抄后的《四库全书》重归1880年修复一新的文澜阁。

1932年3月，浙江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合影，前排左五为陈训慈

继丁氏兄弟之后，民国时期的浙江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开始“乙卯补抄”。考虑到文澜阁北岸山、南临水，四周潮湿不宜藏书，钱恂多方斡旋，终使《四库全书》搬离至孤山路的红楼；稍后，海宁的张宗祥又发起“癸亥补抄”……

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社会上流传着种种小道消息，有的说，东北沦陷后，日本人将沈阳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运往东京，而北京的也快要被日本人抢去了。因此，陈训慈敏锐地觉察到杭州的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也面临万劫不复的险境。

陈训慈一面动员全馆人员赶制木箱，准备装箱转移，一面积极筹措运费。但当时管辖浙图的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不屑此举，再三拖延，不出运费，这可急坏了陈训慈。这时他想到浙大，想到恩师，便专程找竺可桢校长商议对策，两人除共同向教育部力争经费外，立即利用浙大迁校的卡车，分批装运库书，终于在1937年12月杭州沦陷之前将全部图书搬出杭州。

文澜阁库书的转移启运，借助浙大西迁的运输力量，使陈训慈深受感动，加之乾隆年间缮抄的七部库书，南三阁中只剩下文澜阁了，所以他面对沉重的债务负担，又将家属弃置慈溪老家于不顾，便赴汤蹈火地奔走呼号，踏上迁移文澜阁库书的艰难之路。

对于这段历史，当时负责保管工作的毛春翔在《图书展望》（1947年复刊第三期）的一篇文章中回忆道：“馆长陈叔谅（陈训慈）先生恐库书被炸，即命总务组赶制木箱，准备迁移。七月末，情势日益恶劣，乃决定迁运日期及地点。日期，定于八月四日。地点，决定富阳渔山石马村赵宅……八月一日，全馆职员集孤山分馆，点书装箱，至三日深夜装竣。计库书140箱，善本书88箱，共228箱。四日晨库书离馆，运往江干装一大船。五日午刻，抵达渔山。”

1937年12月3日，库书与善本自富阳向南运抵桐庐。后依靠从浙大借来的卡车，分运三天，继续向南到达建德县，最后运抵浙闽赣三省交界处的浙江省龙泉县。

但龙泉仍非久留之地，将库书运到大后方才是妥善之策。遵照当时教育部的要求，库书于1938年3月27日从浙江龙泉出发西迁。后在武夷山和仙霞岭中迂回，所遇到的险情，所克服的困难不计其数。仅从龙泉到福建的浦城，然后再折回浙江的江山，这一段就经过了新岭、王坊、八都、木岱口、供村、花桥、山路、富岭、沙婆桥、十八里、仙阳、杉坊、达坞、力牧、枫岭关、二十八都、保安、峡口、茅坂、石后、淤头、清湖等20余个镇。就在经过峡口过江山溪时，由于路况差，人疲惫，天气恶劣，有一车书翻倒在溪水之中。经抢救，运到江山县城城隍庙里的大天井中曝晾。落水之后的图书很容易“结饼”或霉烂，其后果不堪设想。这种工作要求非常细致，需要将书一页页揭开，使用毛纸垫上，让其吸水，然后再曝晾。由于战事紧张，日寇经常轰炸，形势极为严峻。江山县里不能久留，只好一路跋山涉水，一路通风或晾晒，防止霉变。

库书在江山上浙赣铁路过江西，到湖南长沙，从湘北道湘南，直奔贵州贵阳，至4月底运抵贵阳，先存西郊张家祠堂，之后便是曝书。然1938年9月下旬，日寇首次轰炸贵阳，库书必须再次搬迁。次年2月，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搬迁到贵阳城北八里的高山上地母洞内。及至6月23日下午，竺可桢校长偕贵州省教育厅人员，到地母洞查看库书存放情况。10月，陈训慈在去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处秘书的赴任途中，于当月23日特地赶到贵阳的地母洞查看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，同时还提出许多建议，抵达重庆后，向蒋介石汇报了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存贵阳地母洞和浙江图书馆馆藏文献南迁的详情。1943年春，蒋介石电谕贵州省主席吴鼎昌，嘱“地母洞潮湿，藏书恐霉烂，应另觅安全处所迁藏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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